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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小林|躲在土地背后: 李佩甫《生命册》的形式分析

符号与传媒2018-04-19 03:31:55


摘要

《生命册》不是在写土地,也不是在思考土地与人的关系。从小说的题目、题记到分叉式树型结构等形式性因素可以看出,写生命,为无梁村人的生命立册,为平原的普遍心理、普遍人性画像,进而追问生命的终极价值,才是这部长篇的真正寓意。《生命册》的猎物,躲在土地的背后。


关键词

《生命册》;形式;人物志;乌合之众;普遍人性


文字文本是有语义和空间框架的。如果我们把传统的“正文”视为“文本”的话,“生命册”作为长篇小说的题目,只能算作“副文本”,因为它是散落在文本周围的众多因素之一。但这个副文本太过重要,它暗示了作者的艺术追求,也标示出这部长篇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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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那么神奇?当然。“生命册”的意味非常明显,它是众多人物生命志、命运档案的集合。这些生命和命运汇集起来,就构成那个“平原”,或者“无梁村”人的命运。再推演开去,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心灵史、生命史。于是李佩甫自豪地宣称,《生命册》在他的平原三部曲中,“无论从宽阔度、复杂度、深刻度来说,都是最全面、最具代表性的。是一次关于‘平原说’的总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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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册的“册”字,除了“集子”、“汇集”的意思,其实它还告诉你,这只是“书写”、是叙述,是虚构,不必那样“信以为真”,不必与平原上的一切人事对号入座,更不必与所谓的生活现实一一对照。这是叙述出来的世界,这是作家李佩甫的“创世纪”。但或许它比你眼见的经验世界更深邃,更触及真实的部。“无梁村”的“无”再次提醒你,无梁并非只是平原的转喻,还是指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村,就象压根就没有大观园一样,这是想象的结果。但恰恰因为这个村不是“实指”,它才指代所有的村、任何的村。就象阿Q不指任何人,却是任何人,就象“未庄”无庄,却指向任何庄一样。这是语言的奇迹,更是文学的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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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“无梁村”也可以理解为“无梁村”人没有脊梁。这样说,李佩甫可能不会承认。小说的叙述者明明说,无梁村官称吴梁村。凡是吴家人都有一个标志:“脊梁的第三个关节比一般人粗大”,“据说,那是祖先在一次次抗暴中被打断后接起来的。”问题是那接起来的脊梁,后来还能抗暴吗?尤其是在小说故事发生的那特定五十年?梁五方不是有脊梁吗?可事实是,他的脊梁很快被无梁村人活生生地折断,为了证明自己有脊梁,他耗费了一生。无梁村人到底有没有脊梁,小说文本说了算。我以为,有脊梁的那个人在“无梁村”以外,是“来自大西北的才子”,也是来自大西北的汉子,可惜的是,小说快结束的时候,他选择了从十八楼跳下,肯定摔断了脊梁。或者说他以摔断脊梁的方式宣示了自己是有脊梁的。即使没有脊梁,也不必着急,事出有因:在那样的文化语境下,多少人有过脊梁?何况这样的事发生在虚构世界中。没有脊梁更能抵达人性的深处。


“无梁村”出现在小说中的时候,绝大多数时间是“无粮”的。正是在“无粮”的极限情境下,才有了虫嫂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,才有了老姑父们如此坎坷的人生。但这个“无粮”不仅仅指物质的贫困,更是指精神的贫困。“‘贫穷’才是万恶之源(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‘贫穷’)”,不然“我”吴志鹏的出走毫无理由,蔡苇秀、蔡韦香的传奇,“春才下河坡”的说道,尤其是梁五方的“神秘”就无从谈起。直到小说结尾,在老姑父“迁坟”的闹剧中,精神贫困没有半点缓解,甚至病入膏肓。大国、三花,以及“汗血石榴”的回村,与叙述者的善良愿望无关,反而加剧了精神症候。文本有自己的逻辑,虚构文本更是如此,常常与作者或者隐含作者的想法南辕北辙。如果你是个好作家,只好“听天由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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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个副文本就是小说的“题记”。现代小说的始祖就是题记大师,鲁迅小说《狂人日记》被文学史叙述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。小说开头的文言小段,可视为小说的题记,与正文的白话文之间形成尖锐的张力,其中迸发出的意义,至今尚有阐释空间。马原的《冈底斯的诱惑》因为有了那句题记般的文字———“当然,信不信都由你们,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要人相信的”———从此与先锋小说挂上钩,至今脱不了干系。可见好的题记与小说正文形成特殊的互文性,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不要小觑这样有意设计的“互文”,从果戈理的“救救孩子”,到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再到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,不论救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,都给文学思潮的创生、文学史的书写带来多大的惊喜?巴赫金的“对话诗学”更是文本内部的对话、文本间的对话。李佩甫深懂其中奥义。他的多部长篇都有题记。比如《城市白皮书》的题记摘自《未来书》“我无处可去;我无处不在…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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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,我单单谈“平原三部曲”。《羊的门》、《城的灯》的题记,都引自《圣经》。前者是“我就是门。凡从我进来的,必然得救,并且出入得吃草。盗贼来,无非要偷盗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,是要羊得生命,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出自《新约·约翰福音》。后者出自《新约·启示录》:“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,因为神的荣耀光照,又有羊羔为城的灯……凡不洁净的、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,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进得去。”关于这两个题记在小说中发挥的功用,论者多有阐发,大都从土地与神性、神话等角度切入,很有意思,在此不赘。我想提醒注意的是“生命册”的命名,不仅依然来自《圣经》,而且更来自《城的灯》的题记,可见李佩甫对这个压卷之作从头开始就煞费苦心,以此与前面两部长篇的文本构成生命连环。“生命册”出现在《新约·启示录》至少五次,是其关键词。从《路加福音》可知,所有基督信徒的名字,都记在生命册上,象征他们是属神的。在“末日审判”的时候,死了的人,无论大小,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,“案卷展开了,并且另有一卷展开,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,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”。“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,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”显然,生命册既是信徒的依据,又是末日审判的依据。李佩甫不是一般的《圣经》爱好者,虽然《圣经》可能不是他思想文化的“源头”,但据其自述,“有那么一个时期,《圣经》一直在我枕头放着,我是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翻一翻”。有必要挑明隐藏在这句话后面的症候:李佩甫的特殊身份和在《上海文学》公开对话的“语境”,使他选择了把《圣经》当作“文学作品”来表达是明智的。可更大的智慧在于后面半句话对它的颠覆:晚上睡不着或午夜梦回,总之夜不能寐时让《圣经》来安顿灵魂。对《圣经》的熟稔到了信手拈来地步的李佩甫,未必没有在《生命册》中要对“平原人”来一次“末日审判”意味上的心灵拷问,以此为写作上的这次漫长的“平原”之旅暂时划上一回句号?上帝的羔羊们,在城的灯的光耀下,接受了一次末日审判,“平原三部曲”要说的就是这些。李佩甫在想像的世界中完成了一次平原人的创世神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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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有没有根据?看看《生命册》的题记,这次摘自泰戈尔:“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,才敲到自己的家门;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,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”泰戈尔信仰什么?有人说他信奉印度教,有人说他信仰基督教,有人说他是泛神论者,有人说他根本没有信仰,就是一个无神论者。但有一点连泰戈尔本人都不能否定,他最优秀的作品,那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《吉檀伽利》,就是献给“神”的歌。这个“神”换成耶稣基督,与基督义理也没有什么冲突。难怪原先是基督徒的冰心,对泰戈尔的诗如痴如醉。神性并没有那么神秘,无论是谁的“神”,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为一种“终极关怀”: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叩问。这才是李佩甫在“平原三部曲”中要做的。分析这段题记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。人生如勿勿过客,降生即意味着回家,向死而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宿命。可家在哪里?找到回家的路,找到生命安顿的“家”,就成为人之所是的必然。敲门,构成生命的内在冲动和连续光谱。可并不是只要敲门都能敲开,无数次的敲门,无数次的“撞墙”,象西绪弗斯一样无数次的“推石上山”,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———人生。这个过程,既是人生的磨难,又是生命的意义。而且,没有找到“家”的任何一次敲门,都是心魂的一次漂流,但正是这种漂流才能到达生命“最深的内殿”。到此,《生命册》题记的意义已然昭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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